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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正在输掉的战争:中国人口危机

时间:2018-08-09 17:29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点击:

如果人口这德行下去,未来5年啥都晚了…………因为就算你经济搞活了措施都正确,一边开快车一边修好车,人口断崖这个趋势可不是5年内能扭转的,涉及额问题太多。是整个社会结构分配,观念的综合难题——发霉的花生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数是1723万人,比2016年下降63万人,比卫计委预测的2017年出生人口下限2023.2万少了300万。其中二孩的出生人口是883万,一孩只有724万,可以想象,若2015年没有全面开放二孩,出生人口已是雪崩式下降。

时光倒退30年,1987年,中国出生了2528.8万人,这是个注定后无来者的出生高峰,它由60年代中国的前一个生育高峰所决定,又决定了20年多后的、刚刚过去的2016年这个生育高峰。1987年以后,出生人口数便一路下滑,到2004-06年低处的时候,已经不足1600万,相去最高峰不足2/3。未来出生人口也会走出这样的趋势,即使不考虑已经低到地下室的生育意愿,按最乐观的估计,在未来7年内,出生人口就将下降到1000万以内,并被死亡人口数赶上,进入漫长的人口负增长时期。

出生人口骤降的后果没有那么快显现出来,相反,人口高峰的阵痛却很明显。由于中国传统的生肖观念,2012年龙年是一个出生大年,2011年-2013年,上海出生人口分别为18.00,22.61,19.62(万),北京出生人口分别为19.1、22.4、21.6(万),都在龙年有个凸起。而2018年正是2012年出生人口大量入学的年份,所以年初看到有人抱怨说给北京政府年缴税数百万,孩子却没有办法在北京上学,所以两三年前,上海好多孩子的家长去政府抗议说没有幼儿园可上。很多私立幼儿园前些年取得大发展,其中一些传出虐童的丑闻。生龙宝宝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些操心多家长孩子两三岁时就开始四处寻觅合适的学区房,并不惜重金购置。不仅如此,龙年出生的孩子升学压力始终存在,并面临更激烈的中高考竞争。

2015年是羊年,传统生肖观念里不是个好年份,便成为一个生育低谷,相应的,2014年与2016年形成了两个生育小高峰。此外,恰逢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二孩集中生育,两大因素叠加使得北京的出生人口暴增50%有余,由2015年羊年的不足20万到2016年猴年出生28万人,所以北京猴宝宝上学会是个大麻烦,很多北京出生的孩子注定无法在北京上学。相比之下,上海由于南方独生子女政策贯彻较严,之前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释放了较多二孩生育意愿,2016年上海的生育高峰就没有那么北京那样夸张了。

无论如何,对于孩子在2017年以后出生的家长来说,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在其他任何城市,未来是要大大松一口气的。随着出生人口的走低,学位的概念将逐渐淡化,入学也会越来越容易。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高兴,与之相伴的是学区房炒作的冷却,母婴、早教、K12教育这些行业也将排队由盛转衰。

02

老龄化在中国已是老生常谈。在2016年出生高峰的4年前,2012年,中国已经迎来了劳动力人口拐点,并自此以每年300-400万左右的速度锐减,到2017年的时候,累计减少数量已经超过一整个深圳的常住人口。更夸张的是即将到来的断崖式下降,到了2023年,劳动力人口每年都会减少1000万以上,一个超大城市人口量。

2012年对中国经济也不是个好年份。钢铁煤炭行业相继有巨头出现破产,温州与鄂尔多斯房价一溃千里,并越演越烈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日后房价一飞冲天的杭州,彼时不乏价格近乎腰斩的楼盘。经济的不景气在金融市场体现出来,股价萎靡,以至于临近大会时,证监会为了维护指数稳定,暂停了IPO,作为补偿,开始鼓励金融创新。今天我们知道,金融本质上就是股和债的零和博弈,根本不存在什么创新,金融创新跟金融诈骗基本同义。证监会监管下的券商没有创出什么东西来,互联网金融等非牌照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的大旗下却蓬勃发展起来,为日后的金融败局添砖加瓦。

当然,2012年的不景气与劳动力人口下降并有什么直接联系,更多是2008年刺激政策的后遗症。认真追根溯源的话,今天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到2008年去,十年起起伏伏兜兜转转,问题没有解决几个,人老了,劳动力也没了。

对个体来说,老龄化的影响往往以事件的形式突然爆发。比如父母的身体在某一天出现问题,检出重大恶性疾病,那么从检查、治疗到后期护理,都会是一项劳心劳力伤财的事情。而在当前国内环境下,联系住院、专家会诊、手术这些事情,或多或少有些你懂的,考验着家庭的人脉、耐心和钱包。而这一代人多为独生子女,压力往往全在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妇身上。相信很多人身边会有朋友因为父母身体原因,使得整个人生计划发生重大改变的例子。

年初的时候,朋友圈刷屏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记录了岳父从流感到肺炎、从门诊到ICU,29天耗尽了一家人的精力和多年的积蓄,最终阴阳两隔的经历。文章的火爆缘于很多的人感同身受,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遇上类似的事情受到的打击,无疑会比文中北京产阶级家庭大得多。

但是若没有遇到事件,老龄化进程又是缓慢的,个体对老龄化的感知非常有限,软刀子割来不觉得疼,以至于还很多人以为,老龄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3

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老龄化的经济对策看上去显而易见。要在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产出、乃至实现增长,就必须把劳动效率提上来。而提高劳动效率有3点途径:技术进步、减少损耗、优化结构。虽然认真写起来可以长篇累牍,但全部都是废话,因为不管有没有老龄化问题,从社会整体角度讲,劳动效率总是越高越好,能用的办法早就全都用上了。务实的日本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没有老龄化对策部,只有少子化对策部,主要任务是想办法让人多生孩子。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人晚退休,延迟劳动力人口退出劳动的时间。但是延迟退休政策在国内放出风声的时候引起骂声一片,因为大家看出来政府根本不关心人是不是退休,只是想晚发、少发点退休金。

从个体层面,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不多生几个孩子,就只能储蓄了。而老龄化越严重,需要储蓄越多。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储蓄货币事倍功半,事实也是如此。从社会整体看,货币是无用的东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能生产,如果全中国所有人的储蓄多添一个0,无非就是让物价再多添一个0。而劳动力不足的时候,即使没有央行印钱,物价也会上升,何况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止央行开印钞机,或者丧心病狂地开印钞机。

为了抵御货币的贬值,人们把目光投向房地产,寄望于通过持有房产削减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虽然印钱速度很快,造房子的速度也不慢,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房地产开竣工面积在大多数年份里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所以一边是人口减少,一边是房子越来越多,很难想象未来能通过富裕的房产换取稀缺的劳动力。按照2012年房地产市场分化论,三四线城市房子早就过剩了,然而棚改、PSL一来,国开行数以万亿计地向房地产市场撒钱,房子早就过剩的三四线城市房价6年后又涨了好几倍。

开发商和原房主是以10万一平还是以1万一平卖给购房人,这个交易本身对社会整体来说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只不过是房产证换了名字,房款换了主人。房价越高,购房人付出的代价越大,卖房人得到的利益越高。经常有人提房地产存在价值提升,其实价值是不可量化的,上海静安寺的一套物业,拿来住就是居住价值、拿来商用就是生产价值,居住价值就是住起来舒服商业繁华交通便利,这些跟价格没有什么关系,不可能因为单价从5000元涨到了50万,住起来就能成仙。楼盘周围通了地铁、开设了商圈,那么即使价格腰斩,居住价值也是提升的。

所以当人们提到房地价值提升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说价格提升,然而地还是那块地、房还是那间房,社会总体财富不会因为价格上涨有任何提高。有一个讽刺笑话说,卖掉半个上海把整个台湾买下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就能突飞猛进了,而如果上海房价接着翻一番,卖掉四分之一个就足够了。

虽然单笔房地产交易的价格高低无关社会整体财富,但是对于购房者来说,用5万/平还是用10万/平买了房子,却可能关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消费水平、关乎婚育计划。买房子变成了件太过重大的事情,以至于在劳动力日渐短缺的时候,人们花在讨论、研究房子上的精力却越来越多。

房地产市场长期传达出上涨信号,跟体制有关、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跟人口年龄结构有关、跟分税制造成的土地财政有关、跟贫富差距过大有关、跟房地产资源分配不均衡有关、跟金融体系风险系统化从而央行被绑架有关。这一长期上涨,让所谓炒房团体赚的盆满钵满。然而,炒房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如果认为阶级已经固化,有钱人已经有更多更好的房子,那么炒的房子是指望卖给更穷的阶层,然而指望更穷的阶层用更高的价格买房,只有更穷的阶级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增长,而这要普遍出现的话,只能通过更高的通货膨胀。

在节节攀升的房价和金融运作机制面前,个体们陷入了囚徒困境,他们担心不参与到购房、囤房、炒房的大军,被房地产绑架的金融体系会终将逼迫央行放水,通货膨胀终将居高不下,让他们的货币和存款缩水。应当说,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于是越来越多人参与进去,把房价越炒越高,把金融体系的风险也越推越高,这又逼迫央行放更多水助推房价,形成恶性循环。

商品的价格决定了最终的分配,分配的结果又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高企的房地产价格引导更多的劳动力投向了房地产和相关的金融行业,茫茫多人的工作其实是围绕房地产展开。如果把视角开大一点,把个人的行为汇集为整体,就会明白整个中国实际上正在试图通过储蓄房子来应对老龄化,当房子已经够用时,这种储蓄必然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应对整体社会层面的劳动力短缺没有什么益处。

与房地产交易价格高低仅仅是一种财富再分配一样,股票的价格高低跟社会财富也没有任何关系。二级市场上富士康的股价无论是10块还是100块,富士康始终就是那个富士康,该组装多少iphone组装多少iphone。而靠股票养老比房地产养老更不靠谱。事实上,无论是货币、房地产、保险还是其他任何金融产品,从社会整体层面讲都是零和游戏,如果没有带来资源结构的优化,便纯粹只是消耗结构,但是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这些消耗结构却蓬勃发展越来越大,让应对老龄化的形势愈发严峻。

04

房价持续走高当然让房产的持有者感觉很爽,而且随着购买了房子的人增多,对房价上涨觉得爽的人也会增多。然而事情并不就这样简单。房租房价的高涨使得劳动力的居住与婚育成本上升,进而推高社会生产总成本。在房价高的城市,一些非技术的清闲岗位可能可以招到对工资要求不高的、已有自己房产的本地人,但是只要对技术稍要求、工作强度稍大,就不得不开相当高的工资才能招到人。所以高房价让开发商和炒房者大赚一笔的同时,让全社会买了单。

房价那么高,房屋质量也没有与房价一同提升,相反,因为房地产价格紧贴政策与周期,跟房屋质量关系不大,而且都是期房而不是现房,开发商造好造坏都一样,房子质量基本都是卡着最低标准。一年能卖5000亿的某民营房地产企业,就是以房屋质量低劣、价高质次闻名。有一个段子宽慰大家不用担心的70年产权问题,30年后就没多少房子还能站着了。

然而,伴随着时光老去的不止是人,基础设施、设备、房子都会老去。全民互相敷衍到最后,大家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未来劳动力人口迅速锐减,却有越来越多的质量堪忧的基础设施、设备、房屋需要维修、更新,可以想见,能够剩余用来搞技术研发、科学探索的劳动力必将少得可怜。

我近年所认识的Top2高校微电子系毕业的学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最终全部转行金融。翻开毕业生去向,除了继续深造的,要么转行金融,要么转行计算机,只有个别人在本领域继续工作,其中大半还是去的外资企业。很多坚持专业方向的人过了几年都后悔了。一个微电子专业最顶尖的学生,在学术道路上一马平川、高影响因子SCI发到手软,本科4年,硕博连读或者海外phd5年不延期无缝衔接,博士毕业27岁,做一站博士后29岁,出站即申请到tenure track,6年后评上教授,已经35岁了,收入好的,也不过5、60万,这还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最理想状态。而如果硕士25岁毕业,去券商研究所或者基金公司做个电子行业云云的研究员,运气好5年后跳槽做个首席,在某杂志评选的时候向买方送点礼,陪吃陪喝陪玩陪嫖拿个奖,30岁5、600万都不是不可能。进一步的,要知道,做科研发文章要比写那些所谓金融研究报告难太多了,稍有分量的文章其产出过程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折寿的。即便如此,搞科研的人物质要求不高,却还常常被别人说其相对较低的薪资“是市场决定的”,好像这很合理、很应该、搞金融赚更多的钱是凭本事而不是扭曲的分配体系,真是替这些坚持学术道路的人不值。

05

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社会整体不仅没有往提高劳动效率的方向发展,相反内耗越来越严重,各领域各行业逆淘汰现象严重,德才皆失而靠无耻和欺骗升官发财的人不是个案。而更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纠错的能力,只能放任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中国今天的人口危机不是没有预兆、也不是不曾有缓和余地。早在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就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已经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面对这一数据,当年的计生委做了什么事情呢?视统计局的调查为无物,以存在大量瞒报为由,将总和生育率篡改上调到1.8,以至于之后十余年的人口测算、相关政策规划,包括联合国的报告都是按照总和生育率1.8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18,跟2000年的统计数据接近,跟计生委的数字又是天差地远。又到了2013年,单独二孩实施时,人口问题已是危机四伏,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呼吁放开生育。然而,中国最“顶尖”的人口学专家、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人口奖获得者翟振武 ,撰文公开表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2014年7月,卫计委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将会累计多生出9000余万人。事实啪啪打脸,出生人口在2016年的顶峰都没有摸到1800万,2017年就已经开始下降。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17年3月,卫计委在新闻发布会依然公开表示,中国的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

06

据清华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201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是47144亿元,而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只有35345亿,已经有了大约1.2万亿的差额。养老金领取金额是基数加上个人账户金额,所以养老金实际缺口要大于这个数字。15年后的数没人提,大概已经是天文数字。中央向地方的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2017年的执行数是5858.80亿,2018年预算数已经到了6696.56亿,这个意思是说,本来要靠地方政府发的养老金,有些地方已经发不出了,要靠中央拨6700亿给这些地方的退休工人发退休金。这个数字也将逐年扩大。

去年底的时候,医保金告急,医保控费,很多药开不出来,要求各大医院耗材挑便宜的用,手术能用普通丝线就不要用蛋白线等价格高的缝合线,有一些手术因此推迟。虽然直接责任在社保基金,也从侧面反映了整体的财政窘境。

这10年里,劳动力人口已经从巅峰下降6年了,出生人口也登顶回落,总人口也将负增长,我们这个经济体还能经得起几次这样的循环?但要打破循环,历史上,都是通过资产价格重置实现的,包括房地产、股票价格重置,也包括债权减记,这个过程有个俗称,叫金融危机。

08

2018年,1987年出生的人们才31岁,国家养老金已经有了数万亿的缺口,甚至可能快要收不抵支,医保基金到了年底就开不起药;2018年,1987年出生的人们已31岁,我们还没有救济制度,没有纠错机制,债务违约潮下甚至连个人破产制度都没有。

所谓“未富先老”,这里的富不是指有钱没钱、有多贵的房子,而是真正的社会财富—风清气正,公平正义、环境优美、安居乐业、制度保障,这些我们都很缺乏。值此转折关口,也是这拨人口高峰出生的人们尚有最后一丝活力的时候,让我们多创造点社会财富,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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